金冰镐奖：四个关于「怎么登，比登了什么更重要」的故事

登山界有一个奖，常被称作「登山界的奥斯卡」——金冰镐奖（Piolets d'Or），1992 年由法国高山集团（GHM）与《Montagnes》杂志共同创立。但它评判的从来不是「谁登了最高的山」或「谁登得最快」，而是一件更难以量化的东西：攀登的风格与精神。

它所推崇的，是阿尔卑斯式攀登（Alpine Style）的理想——小团队、轻装、快速，不预设固定路绳（fixed rope）、不建固定营地、不依赖后援与瓶装氧气，用最少的手段去面对最大的不确定性。新路线、未登峰、高投入度（commitment）、对山与同伴的尊重，才是评委真正看重的东西。重复一条经典路线，哪怕难度再高，也几乎不会入选。

一句话概括它的立场：怎么登，比登了什么更重要。

这听上去像一句漂亮的口号。但在金冰镐奖三十余年的历史里，有几个故事把这句话演绎到了近乎残酷的程度。下面这四个是其中最极致的——它们各自独立，却又恰好收束成一个完整的圆。

一、Latok I：跨越世代的执念

1978：登山史上最伟大的「失败」

故事要从喀喇昆仑山脉的 Latok I（7145 米）讲起。它的北山脊是一条从冰川底部直插峰顶、垂直落差约 2500 米的完整刃脊——纯粹、险恶，没有任何捷径。

1978 年，四名美国人来到这里：Jim Donini、Michael Kennedy、Jeff Lowe、George Lowe。他们以阿式风格在这条山脊上鏖战了 26 天，一路推进到距峰顶仅约 150 米处。然后，Jeff Lowe 突发重病——一场来势汹汹的高烧几乎瞬间抽走了他全部的力气。

四人就此面对登山史上最经典的抉择：峰顶近在头顶，触手可及；队友却命悬一线。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掉头下撤，用了好几天把 Jeff 活着带下了山。

四人全部生还，无人登顶。这次攀登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未完成攀登」**。多年以后，Michael Kennedy 回忆说，他们从不后悔——那 150 米，换不来一个兄弟的命。

四十年，三十余支队伍，无一成功

此后的四十年间，这条北山脊成了登山界的「圣杯」。全世界最强的阿式攀登者前赴后继，超过三十支探险队尝试过北侧，没有一支成功。它甚至被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诅咒色彩。

2018 年 7 月，俄罗斯人 Alexander Gukov 与 Sergey Glazunov 攀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下撤时，Glazunov 坠亡，绳索与装备随他一同坠入深渊。Gukov 被困在约 6200 米的雪檐上——没有绳索，没有食物，在暴风雪中独自支撑了六天，最终由巴基斯坦军方直升机在极限高度用长绳吊运下来。那场营救本身，就已是航空史级别的传奇。

2018 年 8 月：终于有人从北侧登顶

Gukov 获救仅数周后，斯洛文尼亚人 Aleš Česen、Luka Stražar 与英国人 Tom Livingstone 悄然进山。

他们的策略聪明而克制：不与完整的北山脊死磕，而是沿北壁攀登，在接近山脊上部时向右横切，绕开最凶险的一段，最终从南侧登顶。三个人，轻装，纯阿式，全程自主。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北侧登顶 Latok I，也是这座山历史上的第二次登顶——上一次还要追溯到 1979 年日本队从南侧完成的首登。

2019 年，金冰镐奖颁给了他们。领奖时 Livingstone 的话意味深长，大意是：完整的北山脊依然没有被攀登，它还在那里等着——我们只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线。

这个故事至今没有结局：完整的北山脊（north ridge integral），依旧是一条无人完成的路线。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它仍在喀喇昆仑，等着下一个人。

二、Rupal 壁：极简主义的天花板

这面墙有多极端

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8126 米）的 Rupal 壁，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高的山壁——从谷底草甸到峰顶，一面墙垂直拔起约 4600 米。作为参照：以凶险著称的艾格北壁落差约 1800 米，Rupal 是它的两倍半还多，而且顶端深入 8000 米以上的「死亡地带」。

这面墙自带一部血泪史。1970 年，Messner 兄弟完成 Rupal 壁首攀，下撤时被迫翻越到山另一侧的 Diamir 壁，弟弟 Günther 在途中遇难。Reinhold Messner 失去了弟弟，也失去了七根被冻掉的脚趾。这件事纠缠了他一生。此后几十年，Rupal 壁上的攀登基本靠大型远征队以围攻战术、固定路绳、层层营地一点点堆上去。

2005 年 9 月：两个人，六天，一个背包

Steve House 是公认的「阿式攀登原教旨主义者」，偏执到认为背包里每多一件东西，都是对攀登纯粹性的一次稀释。2004 年他曾尝试 Rupal 壁中央的柱状山体，因高山反应被迫下撤。离开时他清楚，自己还会回来。

2005 年 9 月 1 日，House 与 Vince Anderson 从墙底出发。没有固定路绳，没有预设营地，没有氧气瓶，没有后援，两个人背着几天的食物和燃料，钻进了这面近 4600 米的墙。

接下来是六天的攀登：垂直的冰槽、几乎无保护点的 M5 X 级混合地形、5.9 的松脆花岗岩——这些难度出现在 7000 米以上、背着背包、身体持续透支的状态下。入夜后，他们在任何能凿出的雪檐上勉强容身。9 月 6 日，两人站上南迦帕尔巴特峰顶，随后又用两天沿 Diamir 侧的 Messner 路线下撤，同样没有任何预设保护。

八天，一进一出，墙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留下。

一次哲学宣言

2006 年，金冰镐奖几乎毫无争议地颁给了他们，两人也成为首次获此奖的北美攀登者。这次攀登等于当着全世界证明：喜马拉雅式围攻能做到的事，两个人靠一个背包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为优雅。House 后来在《Beyond the Mountain》一书中反复表达一个核心观点：手段越简单，体验越丰盛；你剥离掉的每一层保障，都让你与山的对话更真实。

连 Messner 本人——那个在这面墙上失去弟弟、对登山界向来言辞犀利的男人——都公开盛赞这次攀登的风格，称 House 是当今世界最好的高海拔攀登者。这句评价从他口中说出，分量不言而喻。这里还藏着一段历史的回环：1970 年 Messner 以生命为代价开创的这面墙，35 年后被两个人以他毕生倡导的「by fair means」（公平手段）理念，用最纯粹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一遍。

这套极简主义还结出了一个意外的果实：House 为这类攀登所建立的训练方法论，后来写成了《Training for the New Alpinism》，如今已是整个耐力运动圈的圣经，不少超马运动员也奉它为教材。

三、安纳普尔纳南壁：28 小时，与一场没有答案的罗生门

这面墙，与这个人

安纳普尔纳（8091 米），是统计意义上死亡率最高的 8000 米级山峰之一。它的南壁是一面 2500 米以上的巨墙，雪崩与落石像下雨一样密集。1992 年，法国当时最强的 Pierre Béghin 与 Jean-Christophe Lafaille 在南壁尝试一条新线：下撤途中 Béghin 的保护点脱出、坠亡，几乎全部绳索装备随之而去；Lafaille 独自一人、一条手臂被落石砸断，在墙上挣扎数日，奇迹般生还。那条未竟的路线，从此成了南壁的圣杯。

Ueli Steck，人称「瑞士机器」，几乎重新定义了「快」在登山里的含义：艾格北壁，寻常队伍要爬两三天，他 solo 只需两个多小时。他的理念是极致的轻与快——速度本身就是安全，因为暴露在危险中的时间被压到了最短。

他与这面墙有过节。2007 年第一次 solo 尝试，他被落石正中头盔，坠落近 300 米，昏迷着挂在雪坡上，竟活了下来；2008 年第二次，他中途放弃攀登，转去救援一位被困的西班牙登山家（那人最终没能获救，但这次援救广受敬重）。2013 年 4 月，他又在珠峰二号营地卷入了那场著名的冲突，身心俱创，一度扬言退出喜马拉雅。所以当他同年 10 月出现在安纳普尔纳山脚时，整个登山界都在注视：这是他的救赎之战。

那 28 小时

原定的搭档评估风险后退出，Steck 决定独自上墙。按他本人的叙述：他沿着 1992 年 Béghin-Lafaille 留下的那条未竟之线，独自、无氧、无绳索保护地直上南壁；途中，一股流雪冲走了他的相机；他在夜色中登顶，原路下撤，往返总计 28 小时。

一条纠缠了顶尖攀登者二十余年的 8000 米级大墙路线，被一个人在一昼夜之间 solo 终结。若属实，这是喜马拉雅攀登史上最惊人的单人成就，没有之一。2014 年，金冰镐奖颁给了他。

罗生门

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可供验证的证据。

相机丢了，没有登顶照片；他没带 GPS，手表的高度记录也未能覆盖关键路段；山下的目击者只能确认他的头灯到过山壁高处的难点，再往上便被夜色与云雾吞没。一切，只剩他一个人的口述。喜马拉雅数据库的研究者事后发布了详尽分析，结论是：现有证据不足以确证登顶；而 Steck 对若干细节的回忆，在追问之下也出现过模糊与出入。

但在另一边，包括许多顶级攀登者在内的人，选择相信他，理由同样有力：此人能力有目共睹，过往战绩全部真实且有完整记录，从无造假前科。连质疑者都承认：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件事，那就是 Ueli Steck。

Steck 本人的回应很平静：我知道我爬了什么，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登山，终究是自己与山之间的事。2017 年 4 月 30 日，他在珠峰地区做适应性训练时从努子峰坠落遇难，年仅 40 岁。真相，随他一起留在了喜马拉雅。

它留下的问题

这场罗生门，逼着整个登山界直面一个根本问题：阿式攀登的信用体系，本质上建立在「攀登者的话即是证据」之上。 这项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靠荣誉制运转。你可以要求 GPS 轨迹、要求照片自证，但当这些变成强制标准时，某种东西也就死了——那个「我知道我做到了，这就够了」的精神内核。

金冰镐评委会 2014 年把奖颁给他，等于公开表态：我们选择信任。你可以说这是天真，也可以说，这恰恰守住了这项运动最后的浪漫。

四、Kurtyka 与闪亮之墙：一场没有峰顶的「世纪之攀」

「冰之战士」年代里的异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波兰登山的黄金年代，那一代人被称为「Ice Warriors」（冰之战士），在铁幕之下靠粉刷高楼烟囱赚取外汇、走私物资凑齐经费，几乎把喜马拉雅的冬季攀登垄断成了一项国家事业。那是一种带着民族悲情、不惜代价的登山文化。

Voytek Kurtyka 生于这一代，却是彻底的异类。他厌恶大型远征队与固定路绳，只用小队伍和阿式风格；他还持有一个在当时堪称离经叛道的观点：登山是一种艺术形式，与绘画、音乐同源。 评价一次攀登，要看它的线条、构思与风格，而不是海拔的数字。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就叫《受苦的艺术》（The Art of Suffering）。

他与 Jerzy Kukuczka 搭档多年，完成过包括 1984 年布洛阿特峰三峰横穿在内的一系列神级攀登。但当 Kukuczka 卷入与 Messner 竞速十四座 8000 米的「军备竞赛」时，Kurtyka 抽身而退。他对那场竞赛的评价刻薄而精准——那是集邮，不是攀登。后来 Kukuczka 殒命于洛子峰南壁，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他的担忧。

1985：闪亮之墙

Gasherbrum IV，7925 米，恰好卡在 8000 米线之下，「集邮者」对它兴趣寥寥。但它的西壁——一面近 2500 米、在夕阳下泛着大理石般光泽的巨墙，被称为 Shining Wall（闪亮之墙）——在行家眼里，是全喜马拉雅最美也最难的目标。

1985 年 7 月，Kurtyka 与奥地利人 Robert Schauer 两个人上了这面墙。纯阿式，没有对讲机，没有任何后援，在墙上一待就是十一天。

上半段，他们遭遇了远超预期的困难地形，退路早已被切断——下撤比继续向上更加危险。随后，在接近墙顶处，一场暴风雪把他们钉死在一个雪檐上两天多：食物吃尽，燃料烧光（意味着无法融雪取水），两人在近 7900 米的高度脱水、冻僵，开始出现幻觉。Schauer 后来描述，他产生了自己化作一只乌鸦、盘旋着俯瞰自己躯体的幻象；Kurtyka 则说，他清晰地感到有「第三个人」在场。他们就这样在死亡边缘悬停了两夜——一场名副其实的「white night」。

风停之后，两个半死的人爬完最后的岩壁，登上了墙顶。主峰峰顶就在山脊那头——只隔着约 25 米的横切——但两人对视一眼，都明白再往前一步便是死。他们放弃峰顶，沿北山脊摸下山，活着回来了。

没有登顶。 然而《Climbing》杂志后来将这次攀登称为「世纪之攀」（the climb of the century）。更惊人的是：四十年过去，闪亮之墙上他们那条中央直上路线至今无人复攀。人类的登山技术演进了四十年，仍未追上 1985 年那两个饿着肚子的人所画下的线。

一次连峰顶都没有的攀登，却跻身登山史上评价最高之列——这是对「怎么登，比登了什么更重要」最极致的注解。

拒绝金冰镐的男人

按理说，金冰镐奖所推崇的一切，Kurtyka 都是活着的化身。组委会当然想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他。

他拒绝了。而且不止一次，是接连数年反复地拒绝。

理由和他的攀登一样纯粹：攀登是艺术，是个人与山之间私密的对话；而奖项会制造排名、竞争与虚荣，这与阿式攀登的精神从根子上相悖。你不能一边宣扬「放下功利」，一边为「放下功利」评出一个金奖——这本身就是悖论。（这种抵触并非孤例——首届金冰镐得主之一的 Marko Prezelj，后来也在领奖台上公开抨击过「给登山颁奖」这件事——2007 年，他甚至因此质疑自己刚获得的第二座金冰镐。这条质疑的传统，正与 Kurtyka 一脉相承。）

组委会锲而不舍地追了他许多年。直到 2016 年，年近七十的 Kurtyka 终于松口，接受了金冰镐终身成就奖（Piolet d'Or Carrière）。他的解释带着典型的 Kurtyka 式狡黠：朋友们劝我，一直拒绝，反倒显得我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真正的不在乎，是收下它，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幸存者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安静却震撼的尾声：与 Kurtyka 同代、并肩的那些顶尖攀登者，几乎都把生命留在了山上——搭档 Kukuczka（1989 年，洛子峰南壁）、曾与他并肩开辟路线的英国人 Alex MacIntyre（1982 年，安纳普尔纳南壁，被一块落石击中）、波兰传奇女性 Wanda Rutkiewicz（1992 年，干城章嘉）……这份名单长得令人窒息。而这个爬了一辈子最险之墙、最具「艺术家气质」的人，如今年近八十，依然健在，依然在波兰的石灰岩上攀爬、读书、内省。

在他自己看来，正因为他从不为峰顶、纪录或荣誉而登山，所以他从不需要在「活着」与「证明什么」之间做选择。1978 年 Latok 上那次撤退、1985 年 GIV 墙顶那次放弃——尽管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本质上却是同一个决定的不同版本：懂得何时掉头，才是这门艺术里最高级的技法。

尾声：一个奖，与它所讲述的悖论

四个故事拼在一起，其实首尾相衔，是一个完整的圆：

Latok 讲的是执念可以跨越世代——1978 年那次为救队友而放弃峰顶的撤退，反而成就了比任何登顶都更伟大的攀登；而那道未竟的山脊，把执念延续到了下一代人身上。

Rupal 壁讲的是手段的纯粹本身即是意义——你剥离掉的每一层保障，都让你与山的对话更真实。

Steck 的安纳普尔纳讲的是，当一切外部证明都消失之后，你与你所做之事的关系，才是最后的真实。

而 Kurtyka 把这三者收束成一句话：攀登——以及几乎一切值得做的事——的终极形态，是它不再需要观众、峰顶与奖杯，依然值得你押上全部。

金冰镐奖最耐人寻味之处也正在这里：它是一个奖，而它历史上最闪光的那些时刻，几乎都在讲述「奖与峰顶都不重要」。这个悖论无解。但或许正是这个无解的悖论，让它成了整个体育世界里最浪漫的奖项。

而对我们这些并不攀登 8000 米大墙的普通人，这些故事或许还有一层更朴素的用处：不必凝视整座山，只需处理眼前这一步；恐惧在出发之前最大，而一旦开始行动，它便开始消融。

至于峰顶——反而是其中最不重要的那部分。